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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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条目不等于四份可供使用的血液。”

　　调查人员对我说：“两个只有血常规数据，一个标注样本已耗尽，另一个标注冷冻保存。标签不能替代鉴定，也不能仅凭编号确认来源。”

　　他们继续核对采样日期、原始数据、运输记录和人员陈述。

　　“我拒绝为‘省事’再去私人中心抽血比对。”

　　律师说，若案件确需鉴定，应由有资质机构说明目的、范围和风险，依法取得我的明确同意或履行相应程序。

　　没有人再能说，只要伸一次胳膊，一切就会结束。

　　学校启动专项调查。

　　资助中心查到，江氏基金会四年共承诺拨款二十四万元，实际到账十二万元。

　　其余十二万元被关联方以“受助人健康管理服务”合同主张抵扣，学校没有批准。

　　我的学费主要由校内减免和国家助学贷款承担。

　　江家反复宣称的“养了我四年”，更像一张遮住数据生意的广告牌。

　　院长向我道歉：“学校过度依赖企业捐赠，忽视了附带控制。”

　　“我需要查明，谁允许外部程序接入学生信息？谁把身份证复印件交给助理？”

　　调查发现，资助中心一名合同工作人员曾把包含十二名贫困生资料的压缩包发到私人邮箱。

　　“她说为制作宣传册。”调查人员说，“邮件回执显示，最终收件人是江岚。”

　　江岚在电话里仍很镇定：“公司只是建立罕见血型数据库，目的是服务患者。”

　　“是否取得十七个人单独、明确、可撤回的同意？”

　　她没有回答。

　　“所谓‘优先协调’，为什么按家庭负担定价？”

　　她挂断电话。

　　深夜，江砚舟来了。

　　“我爸确实重病。主治医生从未要求家属私下锁定你。真正坚持控制名单的人，是江岚。”

　　他拿出一只旧硬盘：“接你入学时我就知道你的编号。”

　　我没碰硬盘。

　　请律师和辅导员到场，记录外观、序列号、交付人、时间，由调查人员依法接收。

　　“里面有基金会会议录音和项目预算。”

　　“为什么现在才交？”

　　“江岚冻结了我的账户，还准备声明所有校园行为都是我个人的追求。”

　　我明白了。

　　他不是突然站到我这边，只是发现自己也成了可以被丢弃的人。

　　动机肮脏，不代表材料没有核验价值。

　　母亲看着封存记录：“江家最擅长让人拿自己的身体换答案。”

　　“这次不换。”我说。

　　“答案应该从他们留下的记录里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