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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七点四十,我去拉卷帘门。
她已经在门口。
没晕,没闹,没哭。见我出来,膝盖直接落地,落地还往前蹭了两步,蹭到柜台正前方——那个位置,全街一抬眼就能看见我店里的收银台。
手里那兜橘子哗啦倒在货架上,滚了一地。她一个没捡。
二十分钟,一个字没说。
街上的人越围越多,手机举成一片。卖豆浆的把炉子上的火关了来看,修鞋的师傅拄着拐杖挪到门口。
我站在柜台后头,心口咚咚地撞。
她不开口,天数就不动。她知道,我也知道。她不用开口——满街的镜头替她说。
这比晕倒狠。晕倒我还背一个“逼”字。跪,直接把这字钉在我脑门上。
我想出去扶。我甚至算过一步:扶起来,搀到树荫底下,倒杯水,这事今天就能过去。
可我一扶,明天全县看见的就是闺女扛不住,跪下了。我不动,满街看见的才是当妈的自己跪在闺女店门口。
她用了三十年教我做人要体面。我今儿拿“体面”这两个字还她。
日头偏西,她还跪着。她膝盖底下垫了块硬纸板,不知从哪儿捡的。
我把账对完,把货理完,把地扫了两遍。中间出去倒了一杯水,放在门口的水泥台上,没递到她手里。
她没喝。
下午三点,我儿子来电话:“妈,这个月生活费……”
我说周末给,先转两百。
挂了电话我坐到天黑。给侄子交补习费那阵,没人想起来我儿子也在长个子。
晚上九点,她自己站起来,扶了一把货架,坐回老位子剥橘子。膝盖上两个灰印子。她剥得很稳,一瓣一瓣掰开,像上午跪在门口的那个人不是她。
我把笔放下,听见自己开了口。
“妈,能不能少要点。孩子还要上学。”
头顶掉了一天。八十七,变八十六。
她头顶没动。
我替儿子开的口,扣的是我的日子。规矩记谁,记得清清楚楚。
那一宿我没合眼。
我讨的每一笔,都在教我学会他们的说法。先是“这钱是我劝你嫂子要的”,再是“妈,能不能少要点”。
这两种话,底下是一个东西。
第二天我在收银台底下贴了一张纸,只有我看得见:我不替别人开口。我替自己开口。
写完我坐了很久。替自己开口,说什么?这话我三十四年没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