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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一早我坐公交过去。城东，老城区，二十多分钟。

　　我二十年没坐过那条线路了。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的街变了，以前的路边摊变成了连锁店，以前的小卖部变成了药房。只有那栋楼没变——六层，外墙贴着白色瓷砖，一半脱落了，露出灰色的水泥。

　　我站在楼下抬头看。五楼阳台，护栏还是那么低。我不去想她趴没趴上那个栏杆，我只看那个高度。

　　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进了楼道，还是那个味道——潮，旧，楼梯扶手的漆剥了一半。我爬到六楼，敲了门。一个中年女人开的，不认识。她住进来两年了。

　　“邬德厚？那是前任房主吧，我知道他走了，但别的不知道。联系方式你去物业问问。”

　　物业在一楼拐角，一间小办公室，桌上堆着收据和登记本。我进去说找邬德厚家属的联系方式。物业的小姑娘翻了半天，翻出一个旧档案袋，纸都黄了，说是前任管理员留下的，一直没清理。里面是邬德厚卖房时留的文件。最后一页有个紧急联系人——邬玫，开头的手机号。

　　我抄了号码，谢了，走出物业办公室。

　　出了楼，我在路边站了一会儿，把那个号码拨出去。

　　“喂？”

　　“我姓陶，邬德厚那个怀表的事，我想问问你住哪儿。”

　　她说了城北，老小区，五楼，没电梯。我记下了。

　　站在楼下，我又抬头看了一眼六楼阳台。正对着五楼阳台。陶燕从五楼掉下去，邬德厚在六楼，他在家，他听到了。

　　我正要转身走，楼道口一个老大爷喊住了我。六十来岁，穿着白背心，手里拎着一袋刚买的馒头。

　　“你找老邬？”

　　“我找他问点事。”

　　"老邬走了三年了。"他把馒头搁在石墩上，擦了把汗，“他走之前那几年怪得很，有一阵子老站阳台上，低着头，往下面看。”

　　我的心跳快了一拍。

　　“看底下？”

　　“嗯，低着头往下看。不过那阵子楼下老有野猫叫，可能看猫吧。”

　　我没接后半句。

　　“看了几年？”

　　“断断续续，两三年吧。出了那件事之后开始的，后来就不站了。再后来就住院了，再后来就没了。”

　　两三年。陶燕出事后两三年，邬德厚每天晚上站在阳台上往下看。看什么？看陶燕掉下去的地方。

　　不是看猫。

　　我谢了老大爷，转身走了。走出那栋楼的时候，我低头看了一眼脚下——水泥地面，没有痕迹，什么都没有。二十年前的事了，什么痕迹都不会留。

　　但我有了一个站阳台看现场的人。

　　一个听到了但不开门的人。一个看了好几年现场的人。